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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裕禄女儿谈父亲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

2018-11-05 09:39:13

焦裕禄女儿谈父亲: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3天

版式设计:李姿阅

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要求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,做到深学、细照、笃行。近日,人民社编委会中心组举办专题报告会,邀请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作专题报告。焦守云在报告中生动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焦裕禄、一个女儿心中的焦裕禄、一个光辉的县委书记。报告感人肺腑,催人泪下,激人奋进。今天,本版摘发焦守云所作的专题报告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。

1922年8月16日,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的小山村自耕农家庭里,小学毕业生,青少年时代他曾逃过荒、要过饭,做过长工、打过短工,还当过挖煤工。

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,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7年随军南下,曾经在河南尉氏县搞过土改,他工作长的时间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(以下简称“洛矿”),他在那儿工作了9年。

在洛矿,父亲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深造。厂里把他作为选干生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,毕业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了2年的实习车间主任。父亲在洛矿担任过车间主任、调度科长等职,1962年年初,他又调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尉氏县,当了半年的县委副书记。

1962年冬天,他调到河南兰考县,任县委第二书记,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。父亲在兰考的那段时间,也是大家熟知的时期。

带头治“三害”,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

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,与山东搭界,北依黄河,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。黄河多次改道,给兰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、盐碱地及内涝。风沙、盐碱、内涝“三害”给兰考带来了多年的灾难。

1962年冬天,父亲到兰考工作,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一年。“三害”加上自然灾害,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点,亩产只有43斤。当时兰考有36万人,灾民近20万。兰考紧邻陇海铁路,火车一来,大家都哭着喊着往火车上挤,灾民要逃荒到丰收区去。

在兰考,父亲组织的次工作会议在县火车站召开,因为当时灾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车站。父亲指着逃荒要饭的人群对参加会议的委员说:“同志们,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,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我们,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、有衣穿,是我们失职啊!”

“三害”不除,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。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,父亲动情地说:“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,我们有党的领导,有36万兰考人民,每人都有两只手,还愁治不了灾,养活不了自己吗?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。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,一定能够挖掉穷根。是共产党员,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!”

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,风沙非常大,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,晚上关好的门第二天就能被风沙堵住。当然,可怕的还是兰考的沙丘,一刮风,沙丘就随风滚动,危害很大。

“必须查清风从那来、到那去,那儿是风口,不能再让沙丘到处流动。”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。风的时候就是父亲他们查风口的时候,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,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沙土,合上嘴,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乱响。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,他们查清了兰考的风口和风沙走向。

查出了风口,如何治理风沙?大家着急。一天早上,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,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。农民说,这是他母亲的坟,一刮风,坟头就没了,拿黏土封上坟,种上草,再大的风也刮不动,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封好。当时父亲就想,兰考36万人还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吗。回去后,父亲立即召开会议,提出“贴上膏药、扎上针”的计划,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,扎针就是种上树,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。沙丘不流动了,沙土地就好治理了。

但执行计划时又遇到了困难,大家吃不饱肚子,怎么干重体力劳动?父亲召开了动员大会,他说:“你们出去要饭,是小要饭的,我出去要,是大要饭的。如果你们留下来治理沙丘,我保证你们能吃饱。”

兰考的土地上不长粮食,父亲组织多个小分队用救济款去丰收区采购萝卜干、红薯片、粉条等代用粮。于是,许多村民就留下来勒紧裤腰带干,有了领导干部带头,村民也发挥了冲天的干劲,很快,他们就用简单、实用的办法解决了封沙丘的问题。

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,寸草不长、颗粒不收,铁路两边都是白花花的,像刚下过小雪。上世纪50年代,那里的老百姓卖小盐,不交税。要是地里全是盐还好,地里有盐、有硝也有马尿碱,必须区分开来。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,父亲就说:“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,这个设备人人都有,结果准确、携带方便,那就是咱们的舌头,咸的是盐,凉的是硝,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。”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,把土地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。

治盐碱非常难。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,问其原因,才知道是农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,土质能维持一两年。“兰考急需生产自救,这样做起码能解决当年的吃饭问题。”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。1963年,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,终于种上了庄稼,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的收成。

兰考位于黄河一道弯的拐弯处,黄河泛滥给兰考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,根本种不了庄稼。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,就会造成严重内涝。1963年8月2日到9日,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,兰考人称为“白帐子雨”。雨又大又急,洪水横流。除了留下两位值班的同志外,父亲带着县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灾情况。

面对这样的大雨,有村干部犯愁,写了一首打油诗:吃也愁、穿也愁,住也愁、烧也愁,前也愁、后也愁,黑也愁、白也愁,进门愁、出门愁,愁来愁去没有头。读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,一些村干部也跟着哭。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:“哭有什么用,天还是要下雨、地还是会积水,哭要是有用,我就带头哭。”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个哭的样子,同志们看他这样就破涕为笑了。父亲说:“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,群众都眼巴巴看着县委,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,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。这叫‘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’。”在父亲的带领下,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、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。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,但还有很多没画完。父亲去世时,群众打出的横幅是:“挥泪继承壮士志,誓将遗愿化宏图。”[1][2][3]下一页他管村里的大娘叫“娘”

在治理“三害”过程中,父亲提出了“深入群众、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”的工作要求,每次到农村,他都要去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。“只有到穷的人家去,看屋里有没有粮食,床上有没有被子,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,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。”为此,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。

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,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,那家里一共两口人,老大娘是盲人,老大爷是个病人,躺在床上不能动。父亲到了他们家,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,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。这时候,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,拉住父亲的手问:“你是谁啊,大雪天,你来干什么?”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:“娘啊,我是您的儿子,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。”父亲喊人家娘,不是到兰考的习惯,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,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,都喊人家“娘”,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,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,也一直没时间回家,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。

当时,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,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,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,送到村外去掩埋。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,赶到孩子家里,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这孩子还有呼吸呀,这是咱农民的孩子,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,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。”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。父亲去世后,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,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,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,他经常对别人说:“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,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,焦裕禄爸爸的坟,我是离不开了,只要我能动,我就守在这里。”

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,那时候,照相是的事。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,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,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。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,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:“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。”镜头对准群众,群众干劲就更足了,他们说:“使劲干那、使劲干那,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!”

父亲虽然贫穷,但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金矿

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,不贪不占。他身体不好,但凡是照顾性的东西,他都不要。

我11岁那年,有一次父亲回到家,母亲端出一碗米饭,那时候米饭很金贵。我们姐妹几个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碗,父亲就往每个孩子碗里拨一筷子米饭,拨完后自己也没剩多少了,他问我母亲米是从那里来的,母亲说是县委考虑他身体不好,就照顾了几斤。父亲听了后说:“这可使不得,这些大米你赶快给研究泡桐的南方大学生送去,他们吃面食吐酸水,我们不老不少的,吃这个干什么。”

父亲有6个孩子,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,也严格要求我们,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。

在兰考那段时间,哥哥还小,不懂事。有天晚上,父亲见哥哥高高兴兴回来了,就问哥哥做什么去了,哥哥说去看戏了,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,哥哥说没买票,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,就让他进去的。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:“你不能这样做,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,满头大汗,不买票就去看白戏,你现在会占小便宜,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。”第二天,父亲领哥哥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,又给售票员承认了错误。

1963年夏天,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,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。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,请他当参谋,当时父亲就问姐姐的同学是否都有这些好工作。姐姐说没有,还撒娇说是沾了爸爸的光。父亲当时就脸色一变:“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,走出学校门,你就进了机关门,你缺了劳动这门课。”后来,父亲给姐姐想了三份工作,一是留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,包括打扫厕所;二是去学理发,因为当时那是一门技术活;三是当工人。

母亲一听说让姐姐去扫厕所,不同意;让一个16岁的大姑娘去给人家剃头,也不同意。那时当工人光荣,社会地位也高,姐姐和妈妈都觉得这份工作好,可一问父亲到那儿当工人,才知是让姐姐到县食品加工厂工作。那里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,主要干两种活:腌咸菜和酿酱油。姐姐尽管不愿意,但还是去了。

食品加工厂劳动强度大,厂里味道不好,更糟的是,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。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,伤口再被盐水一浸,整个手都是肿的。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,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。一个不大的县,县委书记的女儿很多人都认识,特别是姐姐的同学,因为大家都觉得姐姐该有很好的工作。

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。有一天,父亲和姐姐说:“爸爸今天事情不多,陪你卖酱油吧。我爷爷开过油坊,我小的时候,也走街串巷卖过油,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,怎么挑担子更省劲。”姐姐一听可高兴了。

刚开始,姐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,可后来,她觉得不对,父亲是县委书记,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,就对父亲说:“爸爸你回去吧,以后我再也不闹了。”

那段时间对姐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,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,经济情况不太好,她孩子多,下岗、待业的都有。如果姐姐去找领导,请他们给孩子安排工作,也不是件难事,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,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,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,但绝不能给他抹黑。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,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,祖祖辈辈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前一页[1][2][3]下一页他身边的物件,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

到了1963年11月,父亲的病越来越重,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。他越来越瘦,脸色又青又黄,颧骨高高耸起,变得憔悴不堪。他身边的一切物件,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。

刚开始,父亲肝疼时,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。如果在写字,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;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,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,时间长了,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。

有好几次,父亲工作结束了,还没站起来,就倒到了地上,那么大的个子,半天起不来,那是肝太疼了。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,他说:“别着急,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,就会去看的。”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,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、杯盖搬到床上。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,如果不趴着,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。

父亲的病越来越重,可他依然坚持工作。有次,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,因为肝疼,冷汗一个劲地出,用来做记录的钢笔,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。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,非常紧张,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。

到了地区人民医院,父亲被诊断为肝癌。当时大家不相信,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。父亲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,皮下扩散。据医生说,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,大的有鸡蛋那么大,小的像黄豆那么大,父亲的生命多只有20多天了。

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,那20多天里,父亲遭受了的苦、的罪。开始他还打止疼针,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,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“三害”。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,开始拒绝打止疼针:“止疼针只能止疼,不能治病,这个药这么短缺,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,把药留给需要的人吧!”

不打止疼针怎么办,父亲有时趴在床上,有时跪在床上,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,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:“我其他地方疼了,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。”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,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,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。

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,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:“我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,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,我心里很难过。”这两位领导说:“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,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、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,你就和我们说吧。”父亲沉默了一会说:“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,就是我死了以后,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兰考的沙丘上,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,我死了,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。”

父亲临终时,把母亲叫到身边,说:“没有想到,我这么快就要走了,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,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,你再苦再难,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,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你还要记住,再苦再难,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。”这是他对母亲的交代。母亲当时才33岁,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,还得抚养6个孩子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。

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,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,那一年,父亲42岁。父亲走了,我们家的天也塌了,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,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,艰难地生活。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,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,母亲流了许多泪,老了后还留下眼疾,不哭也流泪。

父亲不是苦行僧,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

父亲不是苦行僧,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,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。

他身高一米七八,皮肤黝黑,但长得非常英俊。到兰考前,父亲一直在哈尔滨、大连、洛阳等大城市工作,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。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,他二胡拉得非常好,舞也跳得好,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。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,他就在文工团工作,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《血泪仇》,由父亲出演男一号。

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,工作再忙,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;衣服再旧,也洗得干干净净。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,还爱钻研。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,给他们的厂报、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。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的衣服,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。

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,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,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,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“三害”。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:“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,是跑步度过的。”兰考后来出了一本书,叫《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》,就是根据父亲在兰考日日夜夜的情况编写的,全部都是真实的写照。

(本报江琳,实习生张璁、耿序整理)

原标题:焦裕禄女儿谈父亲: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3天

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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